媒体的庸俗倾向与精神三陪

媒体的庸俗倾向与精神三陪
媒体现在人们究竟对你的敬意还存在多少，似乎媒体本身并不是特计较，因为人们既然对媒体存敬意，因为媒体是仗意直言为民解优的，媒体自然赢得了百姓普遍的尊敬。可是媒体的庸俗媚俗倾向同时也存在着，假如媒体不媚俗，也许媒体的部分市场就会丢失，因为社会上总有人对媚俗感兴趣。假如媒体不媚俗就是教课书般的说教了吗？！

那么媒体的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媒体不媚俗就不能得到受到听众的欢迎，或是媒体现在的主持人谈话节目，不迎合听众就不能拥有一定的收听率，于是主持风格就竭力地用取悦听众的方式来达到这种目的。他们的主持风格就不得不去迎合或是媚俗，如此以来是否就日益使得谈话节目，失去存在的必要了呢？

有人说现在的一些谈话性节目，现在日益成为一种精神的三陪。这话虽然说的有些调侃，但是却比较形象的表达了现在媒体部分主持人的庸俗媚俗的倾向。

因为既然一些主持人承认自己是大众情人，那么你的主持就是一种对于精神的扶慰和对于心理倾诉的应答和反应。

因此，提出媒体的精神三陪并不是要贬低媒体的存在意义，因为在媒体多元化存在的前提下，媒体娱乐倾向，又加重了大众传媒的浅薄和浮躁，而这一切似乎都和媒体的经济效益有密切的联系，当然这实际上是个误区，那些本身并不是把精力放在节目的提高制作质量的媒体，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媚俗，而失去了那些严肃和热情的观众听众，也使得媒体的品位在下降，受众无法从中受到教益。

郑兴东教授在他的>一书在对受众分析时提出了视听时间这个概念，而在属于受众个人的“闲暇时间”里对基本方式提出－－消闲、补偿、发展这三个概念，消闲－－主要是休息、娱乐，以消除疲劳，解除烦恼，获得愉快。补偿－－主要是利用闲暇时间去作非闲暇时间内不得不放弃而又为自己所喜欢的事，以求得心理上的满足。发展－－即利用闲暇时间去进一步充实提高自己的学识、才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并使自己在事业上能有更好的发展。对传媒的视听是受众以闲暇方式沟通媒体的重要形式。采用不同方式闲暇的受众，对传媒的期待和利用是不同的。

郑兴东先生所提出的对传媒的期待和利用，其实是和受众群的不同而有些差异，受众对自己闲暇时间的享用，其实就是一个受众的品位和学识的层面。

但是现在的媒体骟情的近乎于失去品位和水准的现状，也的确是存在的。有人形容这是对于受众心理的迎合和传媒失去引导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在在许多都市的上空，有多少有关性爱和感情的热线在时空中存在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是至少在这个省会城市的上空有７到８个这样的电台，在做同样的节目，而内容几乎是一致的，这就是不能不谈性，不能不说一些感情纠葛的故事，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定势。那些能够引起人们注意和性问题有关的节目，包括性话题热线节目，往往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很私人化的，而且往往这些话题能有较多的听众，作为大众情人的节目主持人，他们有意识的引导和骟情的阐发，又让这些本来应该低调处理的话题，却面对这种隐私成为一种公开的话题讨论，而这些似乎是最能让听众感到满意的，面对这种本来是属于尴尬的事情，现在反道成为话题的一个个热点了，显然就是这样的格调中，话题的谈话节目已经逐渐偏离了节目原有的设计主题。对于节目主持人来说，不能引导听众回归到正确的话题轨道，所谓的主持人和主持人
节目不是精神的陪同能是什么呢？。

有人说，现在的热线直播节目应该适当的加以限制，因为现在的媒体几乎是一个完全听凭听众宣泄的一种渠道，自然有这样的宣泄或是倾诉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这样的沟通是不是就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呢？

不过和几年前相比现在的精神三陪问题，已经不是像当年那般羞涩而是加放肆和大胆，所不同的是那些精神的陪护是属于私下的行为，而主持人一旦热衷这样的无节制的宣泄和倾诉，这种精神的陪聊，就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的热闹和好听，而是主动放弃了节目本身对于社会人生的积极意义的思考和责任。

那么如何形成了这种局面的呢？分析起来有这样的几种原因：

1媒体的娱乐倾向无限制的扩大

媒体的决策者似乎已经感到了这个问题，而一些号称为具有开创性的娱乐形式的创建者现在已经尝到了这种的感觉，因为媒体炒热了自己制造的节目之后，媒体自己都不能控制这种局面。一个时期以来媒体上大量出现的娱乐的节目以及毫无任何意义的搞笑的东西，使得人们对于媒体的水准有了新的认识，人们以为媒体在开始出现的与百姓交流的平民化倾向之后，不是往心灵深处走去，而是越来越趟浅显的溪水，只是希望在潺潺的溪水中寻找快乐，而不去发掘深沉的东西，以为现在是个不需要高深的理性思考的时候了，于是一些媒体已经在大量削减媒体中的理论节目和一些思辩类的节目，于是一些媒体多年培养出来的专业人士，因为年龄的关系或是不擅长用那些骟情的东西来制作节目，就让这些人或是闲置或是退居二线，仿佛再依次印证了媒体是吃青春饭的实证范例。

而这种倾向在一些地方性的媒体中是经常见到的，当然这个问题似乎也要涉及到娱乐新闻是否就是新闻的讨论，显然舆论新闻是新闻，但是和我们所想知道的时政新闻想比，娱乐倾向和娱乐新闻的社会承载力相比是相对弱化的。而这一点也就让人们对于主持娱乐节目的主持人的地位，有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而现在则不同往往容易出名的是娱乐新闻的主持人。现在的媒体单位就有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年轻的主持人在业务方面依旧需要历练，但是由于知识储备的相对不足，以及盲目的跟潮就让人感到了这些节目本身已经失去了地域色彩，而且是充满了那种新新人类的作“秀”感觉，而由此让人们所感到的就是这些主持人的品位低下或是说得委婉一点是品位并不是很高。

这样做有一个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媒体是要生存的，媒体也应该生存的好一些，娱乐节目收听收视率高，投资方、广告商愿意操作。媒体何乐不为呢？其实媒体的生存方式以及媒体在主流社会的地位，是不能用纯粹的娱乐方式来解决的，当现在的娱乐和流俗的感触，已经充斥着整个媒体的画面声音和版面时，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对娱乐，嗡的诋毁，而是善意的规劝。

现在人们都说既然现在要思想解放，那么电台电视台的娱乐倾向就不是一定有什么使命感的，只要是人们觉得好玩有趣就可以了，因此娱乐倾向就在这种认识主导下在不断扩张、蔓延，并使得这种舆论导向逐渐失衡，而不能真正起到对于社会思想舆论的导向和喉舌作用，首先对于娱乐的理我们和港台以及西方国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而其中的思想意识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渗透，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放弃我们的道德操守和理想追求，而只是听凭所谓追求纯粹的娱乐性和好玩呢？当然媒体不是人生课堂，可是，媒体的节目应该有积极的意义才对。

当然作为受众来说，喜爱某一位主持人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这也是我们在提倡形成个性化风格时所希望达到的，但是这些不是仅仅是以某部分受众的喜爱来作为大众传媒的唯一指证和标准。

说实话，媒体娱乐倾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现有媒体主持人的培训和提高问题，现在并没有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既然是要说新闻，既然是要最大限度的生活化，那么媒体在失去权威感觉，或是媒体在屡次的致谦和盲目的炒作而沦落为三流级别的时候，人们对于媒体的权威地位的动摇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2媒体为迎合收听收视率走了低俗化路子

媒体的迎合行为作为一家具有喉舌功能的媒体，不管是广播还是电视，也不论是传播的介质是什么，作为媒体对于社会的思考和媒体的倾向，是在考虑当下也是要着眼于未来的一个问题。不论是媒体生存的商业化地位，还是媒体的政治倾向的表达，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是不需要过多解释得到，但是，与之恰恰相反的则是现在的媒体的运作者，已经在逐渐地把神圣之责自己丢失了。

媒体一旦没有了这些往往所谓的热炒的话题，是不是媒体就失去了人们的关注和期待呢？听说一些报刊甚至对报纸本身的理论版面，是否要办下去，有人都曾犹豫过；同样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广播媒体中的理论节目已经都不存在了，即使是有这样的节目，也不过是应付上集检查或是汇报的表面文章。

假如媒体的低俗成为媒体唯一的生存之道的时候，那么本身的存在就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而同样的感觉是，如果媒体不能有创造性的体现，或是一种引导作用的体现，而只是图解一些政策和某些文件的翻版。那么媒体的本身就不再具有存在价值了。一个媒体的文化品位，实际上是我们所在城市文化的具体表现，媒体所依仗的就是媒体不断强化这种文化的或是文脉的感触，而现在当媒体不再是某种文化的开掘和延续，因为做这“活”很累，并且没有得到既得利益。

无疑作为谈话节目的出现和广播电视节目的改革有关，而这里并不是要指责什么，而是说对于节目的品位和节目主持制作者来说，表象化的东西往往会掩盖问题的实质，这是谁都能认识到的。假如我们的节目只是在迎合这种低俗的或是没有品位提升作用，那么我们的主持也好或是节目制作也好，它实际上已经在主动地自我放弃了对于舆论引导的作用，而只是成为一种消遣的和喧闹的无意义的东西。而这样做对于抑止道德滑坡、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所起的作用就不大了。

而与之相反的则是，一些报刊的理性化思维仿佛已经不屑于和地方媒体作这样的比较，而当第四媒体带着它的新鲜和快捷的感觉出现在媒体家庭中的时候，人们就会真正发现媒体的互动，似乎也要改变我们对于现有媒体的旧有观念。

现在这些缺少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的节目，以及偏偏不是以节目的理性缺失作为填补的责任，而是扩大娱乐和作秀的感觉已经浸洇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现在媒体的作秀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了，社会上百姓对于媒体的秀态，已经比较熟悉。因为市场认可了这种操作，因为媒体要生存，资金取向的投资方在要求媒体如此－－这叫有情可以原谅。就在这种看似有情可原之中，媒体就慢慢地或是逐渐地丧失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媒体本身已经不再具有崇高感了，那么媒体的主持人就就不再向以往那样有崇高和使命感了。试想一下一个流俗的媒体，人们对于它所欣赏的就只是限定在较低层面上的时候，媒体还会像过去那样获得大众信任吗？

3以为社会的人性关怀就是要面对原始的倾诉

往往那些作“热线”直播节目的主持人，在自己的节目中会感到没有“热线电话”的尴尬，而且会误以为“热线电话”越多越好，而且会以为直播热线节目就是一个接“热接电话”的节目，固然对于热线电话问题一直是谈话节目的一个热点，其实对于热线电话节目接入的电话多少不一定就是衡量这个节目质量的唯一的标志，而是那些常常打来电话的听众，不一定就是真正需要我们的主持人要为他解决问题的，而有的人仅仅是为了要和主持人交谈对话聊天，或是为了得到一些奖品。

此外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些主持人往往也利用这个机会，让主持的节目成为打情骂俏的公开话语，而且面对一些异性的富有挑逗性的语言，并不是委婉拒绝而是表示出了某种兴趣。更有甚者是一些主持人个人行为的不检点，或是自己本身的婚外恋情，这些就在无形中降低了主持人的品位，而这样的一些节目就根本无法起到最起码的媒体的道德审美化需求。

这个问题中央台的处理方式是谨慎和有效的，一般他们是不让听众的电话直接播出的，而是采用主持人回答的方式，对于一些特别需要用听众参与的热线，也是采取截取录音片段的方式来达到预先设定的效果。这样也许不会比那些直接的热线播出的热线热闹，却是远离庸俗的一个办法。而现在的那些反复在电台节目中出现的一些所谓的情感热线，除了人们现在已经不再感到兴趣的第三者的故事，和一些少女的婚前的性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除了让人感到一种充斥在这个社会中性道德的异化、沦落有关之外，似乎不能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一些单位的节目制作者和领导在除了考虑节目的制作成本和节目的骟情程度之外，对于其它的问题好象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里提到的原始倾诉其实是人们生活中的原生态的东西，它的确是生活的真实，也是的确来自于社会本身的，可是无论如何是电台电视的这些谈话性节目，它毕竟不是一种照相式的单纯的纯粹的对于生活的记录，而是要告诉人们一点审美东西给人们，不是吗。即使是那些记实的作品或是节目也是需要一个取粗取精、取伪存真的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如何看待生活的原生态的问题，就不仅是涉及到节目制作者的态度和技巧，而是你是否存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问题，不然，你主持的节目所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知名度而炒作，或是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即时的热闹，那么思想的乏味或是无聊，那么最终的结局流俗则是很正常的了。试想，这样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个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国家，它的存在意义又在何处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想在关于电台节目的二度创造中给予论述，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一点看法，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需要一些节目管理者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4媒体的主持人素质道德已经被大众情人形象替代

也许，人们对于媒体从业人员的那种神秘感觉，现在已经在逐步消失，按说这不是什么坏事，相反人们对于本身所制作的新闻和其它的报道形式，在这个被日益窄化的传播方式被视为一种发展和变化的时代，因为现在的节目制作的水平远远低于这种抵水平的扩张，因此人们就对媒体的这种随意性表现出了宽容，而一个时期以来媒体在面向社会招聘的过程中，也就使得媒体本身的媚俗化有了一定的存在基础。因为媒体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机关，而是一个市场化运作的事业单位，而在不远的将来，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制作播出分离的公司化的事业，因此媒体和社会的依存关系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市场靠得这么近。但不幸的是，我们好象已经主动放弃了责任，而把节目和时段交给了金钱和资本，但是当我们以为投资者仅仅是需要媒体，而占有的传播资源的时候，我们却能够感到资本对于媒体的介入，本身是因为媒体的巨大的舆论资源的广泛存在，而不是媒体娱乐倾向的所在。

媒体从业人员现在还受到一个年龄的制约和限制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的一些曾经做过一些节目的或是积累了一定经验的从业人员，因为被媒体节目的变动，被优化下来，此外一些新的运作方式的变化，也使得具有经验的从业人员无法与节奏较快的制播方式相适应，于是一些尚不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就在媒体单位一些人的偏见中，不再被认为是一笔财富，反而认为是一种负担。

就像我们所得知的在美国安然公司的问题上，同时也有媒体不光彩的形象一样，为了一己利益，蛊惑人们只是购买安然公司的股票，而不是抛出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以为媒体的媚俗仅仅是娱乐倾向那就错了。因为媒体在当下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位置，具有一定的信誉度，假如媒体不能慎重把握这一条，那么媒体媚俗的最终结果，是失去媒体这么多年打造的百姓对你的信任。

而对于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这种现象的发生同样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对于同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就是在同一家报纸上却是登出了截然不同的报道，而当这件事情，问到当事者的时候他们依然有理，美其名曰是他们要求登载这些文字广告，是客户是拿了钱的，因此媒体只是负责发布，而不对其它的事情负责。结果是让人们感到了报纸是没有立场的，而作为竞争双方他们在为各自利益而战的时候，最后的为挽回面子，那家受到攻击的一方也只好投资广告，也要在这家媒体上发布以证视听。看来是把竞争机制引入进来，而实际上是把人们对于媒体多年培养出的信任度过量使用，而最终的结局是使得媒体在百姓心目中失去应有的地位。

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大的方面，而在实际上作为目前所出现的这种“谈话秀”的主持人，如果不再对其进行必要的清理或是加以管束，就真正会使得这些主持人成为精神的三陪了，这里所涉及的是广播类的谈话节目，因为似乎是一个规律，那些女主持最是让这些男士动心，而这些男性听众在内心深处有一个隐蔽的心理，就是愿意和女性主持人交谈，而同样的是一些女性听众对于男性主持人也是情有独钟，使得本来一些正常交流的话题，在这种相对异性的倾诉中得到了满足，抑或是一种原始的异性交谈中的快感。

当然，这是并不是说主持人的庸俗媚俗一定是有什么企图的，已经成为实事的是，一些不自重的主持人其实已经成为某种权势的代言者，或是以自己的本能和见解对社会问题发言，而完全忘记了一个媒体工作者的责任，这里所指得是道德的和伦理的良知。

这是从媒体所参与的经济类话题的暗示或是一些非客观更正、公证报道所引起的，而另外的倾向是媒体对于批评报道的尺度的把握也是相对重要的。

曾经听到一位在进京开会在返回到自己任地的官员，本想打开收音机，听听当地有什么新闻发生，可是她不会听到这些，而是听到了几乎全部是广告的节目，并在所有的广告结束之后，唯一的一档节目是晚间的谈话节目，而所谈的问题是关于性问题的，是人们正常交谈的时候，都羞于出口的一些问题，但在节目中这些问题却是以公开的方式出现在广泛传播的广播媒体上，而且所介绍的一些性交的姿势等等，已经不是对于性问题的探讨了，而几乎成为性行为的课堂。听了之后为之一惊，想不到媒体的大胆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于是不得不采取了必要的限制措施。


是否新闻的娱乐功能就是游戏说的一种呢？这个说法来自于美国的实验心理学家的威廉.斯蒂芬逊，他说，人们参与传播不是为了实用目的，而只是作为一种游戏，目的是求得满足与快乐。对于这一说法，有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受众参与传播，只是一种游戏，只是为了获得愉快，严肃的主体在大众传播就无无立足之地，大众传播守望、教育等功能就会被阉割，大众传媒只能沦为单纯的消遣娱乐的工具，这实在既不是社会之福，也不是受众之福。”（>新华出版社）

说媒体的庸俗媚俗倾向已经让一些主持人不悦，再加上一个“精神三陪”的说法，就更会惹恼了正在风光的主持人，但是当精神三陪所指是“道德的、伦理的、道德的”失陪的倾向时，相比就不会大动肝火了，不同的是这样说“精神三陪”，是因为它的负面影响罢了。